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自钱王创立以后，经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钱王青少年时期读书不多，只在暇时温理《春秋》，兼读《武经》，深知文化对保境安民的重要，因而当权后十分重视网罗文人学士，他广开言路、“礼贤下士”、兼听纳谏，唐末名家皮光业、林鼎、沈崧、罗隐、武将杜陵、阮结、顾全武等都受到他的礼遇，罗隐成为他的重要功臣。
佛学兴盛更是吴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据《咸淳临安志》统计，吴越都会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国”之称，临安的功臣塔，杭州的灵隐寺，余杭大涤山的天柱观，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吴越时修建的。灵隐寺的弥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凤凰山的梵天经幢等吴越时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文化的发展、佛学的兴盛，又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而印刷业的进步又加快了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
吴、越二国史实见诸文献，始自春秋。《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载。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这是史书上都注明了的。然而在这以前，吴、越的文化中心又在何方。关于吴都的地望，文献上记载是周太伯奔吴，初居梅里，后居姑苏，此两地皆在苏州、无锡之间，属太湖地域。但我们发现苏州、无锡一带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没有非常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而宁镇地区长江北岸沿江地带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却发现大量的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吴文化遗存。如南京的吴越文化锁金村、安徽的屯溪等地。这说明吴文化的早期活动中心不在太湖流域的苏、无，而是在宁镇及安徽一带。
从苏南的武进、无锡、常熟、苏州、吴县、宜兴到浙北的嘉兴、湖州、德清、临安，余杭，再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诸暨、慈溪、绍兴、上虞、余姚等地的山脊上，密布着许多石屋建筑，时代从西周至战国时期。考古学界或称其为墓葬，或说是住宅，还有的说是军事堡垒。不论其有何用途，这一大范围内都有这种石屋建筑。从其形制、出土器物相同看，它们应是同一性质的文化遗迹。而在吴文化遗存较密集的宁镇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此类遗迹。这说明吴文化与越文化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太湖地区属越文化的范围，而宁镇地区则是吴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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